策展人：克拉拉·沙萬 那榮錕

藝術總監：盧迎華

“拋錨歌單”匯集了來自中國與瑞士的16位藝術家的作品。這一展覽是2025年中國和瑞士建交75周年的文化交流合作項目之一，是瑞士駐華大使館“CH><CN工作室”項目上發展出的一個展覽項目。自2025年8月起，“CH><CN工作室”支持9位瑞士藝術家分別駐留在北京、重慶、德化、煙臺、杭州、成都6家藝術機構，通過在地的觀察進行創作。在中間美術館館長盧迎華的提議和推動下，該展采用了由中瑞兩位年輕策展人合作策劃，并在9位瑞士藝術家名單的基礎上邀請7位中國藝術家加入的方式，共同呈現來自瑞士與中國新晉的當代藝術創作。

在策劃展覽的過程中，我們兩位策展人達成的第一個共識，是展覽本身應該形成一種研究方法，而非簡單的成果展示。我們聚焦于細致的觀察、局部視角與主觀敘述，通過高頻次的對話、線上線下走訪以及持續的定期交流，讓展覽和駐留的過程成為方法論，一個包容矛盾、容納不同聲音的集合體。這種最初的想法在實踐中不斷生發出意想不到的相遇與轉折，既豐富了我們的工作過程，又打破了原有的期待。而翻譯中偶爾的“錯位”，反而轉化為方法的一部分。

我們的工作起點開始于共同在一個瑞士候選藝術家的名單中挑選出9位來中國駐留的藝術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嘗試從中提煉出一個能對話和囊括所有人的創作的主題。最初，“效率”是我們給展覽所有藝術家駐留前的提示詞。“一個小時有多長？”是對話前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我們生活的流速和狀態似乎有很大差別。瑞士藝術家們對中國的印象包括：快速發展的互聯網AI產業和成熟的制造產業鏈、賈樟柯的電影。有些片面，可中國人對瑞士的想象充滿了雪山、銀行、精致的鐘表，一個資源被緩慢優雅分配的歐洲國度，幾乎和古人無甚差別——徐繼畬在1849年的《瀛環志略》里翻譯，稱之“西土之桃花源”。這些想象在對話時持續發揮著能量無法被剔除，實際上我們連對效率的認識都完全不同，這一點我們花了幾個月才明白。

隨著時間推移，我們感到效率似乎只是一個現象，一定還有深層原因。那個問題究竟是什么？我們兩位約好每周二下午是討論主題的時間：來自瑞士的策展人克拉拉看起了一本瑞士的介紹中國的書，來自中國的那榮錕則看起了瑞士史和中國外交官口述史。我們的話題從保險到制藥公司，從文學到App和工廠。整整三個月，幾乎每周都有2-3場線上的藝術家分享。信息增加了，反饋的壓力也越來越大，需要得出關于“差異”明確的結論或問題方向才能推進。克拉拉的想法是，效率背后指社會系統本身對人的不可見規訓和某種嵌入，要等藝術家們的方案確認之后才能繼續。榮錕則感到效率來自焦慮，認為想不出具體內容的原因是還不夠了解90年代以來當代藝術的國際交流情況和瑞士的藝術生態系統。

我們一度回到最熟悉的工作方式，用名詞解釋和文獻綜述作為支撐。閱讀1935年舉行的第一次中外交流展，90年代的“大地魔術師”（1989）、“非常口”（1993）……費大為、栗憲庭、高名潞、候瀚如等策展人對藝術交流、東方主義和文化身份的爭論一時之間充斥在策展人的腦海中，來自藝術家的制作或運輸請求則是打擾思考的瑣事。克拉拉詳細介紹了瑞士藝術界，即使有比較充裕的本地支持，藝術家們也需要走出國門，以證明自己作品的有效性。這一觀察同樣適用于中國藝術家，但也凸顯了中瑞藝術生態之間的差異，而全球藝術世界依然深受西方視角的影響。從效率到身份也許是推進主題的出發點，可一時之間也難以劃清國族和文化身份之間的關系，更遑論這種“身份”似乎早不是一個流行問題。

隨著瑞士藝術家們駐留計劃的展開，他們每周通電話討論作品的方案和展示，中國藝術家也對話和提名結束，一時間郵件和微信齊飛，新的問題又出現了——我們前文的討論和思路已經離藝術家的創作本身越來越遠。寫過的文字散發著惰性誘惑，像拿著一塊橡皮泥揉捏到看不出形狀。你知道雙方都詞不達意，可準確的詞就在嘴邊誰也說不出來。

直到筋疲力盡，決定暫別歷史語境，放棄試圖總結或批判今天的藝術系統的念頭，我們才意識到真實的答案并非藏在書本里，而是存在于那些我們一直試圖繞過的的時刻。主題的梳理并不是重點，交流中的工作經驗和習慣，梳理自己的觀察和思路轉變即是研究本身。回顧幾十次會議印象最深的地方，發現是一種尷尬的感覺——交流時微小的不適。試圖總結的慣性，使雙方進入彼此的難度本身被忽視了，就像電影拍攝的轉場時間，我們只顧著拍攝，忽略了卡頓恰恰意味著某種新事物的發現。

“拋錨歌單”的主題，就是在這樣反復回溯籌備過程時慢慢清晰的。它源于我們對當下現實的感知：系統時間、個人時間，以及我們所承載的各種身份，正越來越緊密地交織在一起，難分彼此，匯聚到了那個尷尬的節點。“歌單（Playlist）”在某種程度上，就像每個人的私密品味——我們的交流，常常是各自挑選一份“歌單”和片段身份分享給對方并靠近彼此。它包含了習以為常的簡歷、作品集，以及在不同場景下我們所展現的社會形象——我們從自己無數的“歌單”中選擇一個版本來出席，正如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在其1956年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中所論述的那樣。

這些“歌單”固然能夠幫助我們高效地融入社會，但也可能限制我們對自我和世界的認知，使我們傾向于重復固化的生活模式。重新思考以網絡合集、播放清單、筆記和備忘錄形式出現的“品味”以及背后指向的“形象”，它們在今天變得多到難以選擇，時間被分割成塊，以不同的形象度過，從而嵌入整體社會敘事。歌單的選擇，往往在于我們所處的環境和角色。我們都是自己“歌單”的編排者，也是其中的表演者。談到自己時，每個人都在不同的時間塊里切換形象，在非創作時間，我們是家教、是作家、是外國人、是廚子、是愛人。在這些切換中，全球化退潮后的跨文化協作的樣貌被拼湊成形。

而“拋錨（Breakdown）”，則源自瑞士文學家迪倫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1956年的同名小說：“具有威脅性的不再是上帝、正義、《第五交響樂》中的命運，而是交通事故，設計失誤造成的決堤，由于實驗室工作人員心不在焉，原子增殖反應堆設置錯誤而導致的原子彈工廠爆炸。我們的道路通向的就是這樣一個四處拋錨的世界。”在這個追求順暢運行的世界里，“故障”從未消失，一次思想上的“拋錨”、一次旅行中的“出神”，或許比完美的“高效”更接近真實——就像我們過去幾個月的討論，那些“結巴”的瞬間、詞不達意的沉默，反而讓某種被表象掩蓋的真實得以解放。

拋錨的瞬間，有時是人和人之間知識和經驗的局限性：英語是所有人的第二語言，時常需要母語者交流后再轉譯給第三方。這些過程使每句話的時間拉長，注意力很難集中，丟失了很多細節和語境，更需要反復確認同一個詞是不是代表一樣的意思，比如藝術家米娜提到的法語“Basbatu”（“passe-partout”）,在英語連著圖片10分鐘的解釋下才確認是斜切裝裱用的卡紙，這種思路的區別，形成了“一人講完，需要其他人復述”的局面，甚至偶爾需要花時間來洗脫自己不禮貌的嫌疑；這種語言上的“故障”，恰恰暴露了知識體系和文化語境的巨大鴻溝，促使我們以更謙遜和開放的態度去理解對方。

有時，拋錨也來自創作中不可預計的意外。瑞士藝術家們對中國在地產業鏈的期待，使得他們都在琢磨裝置、工藝，實際上常常并不能按預期那樣實現。在這個過程里，極大的靈活性出現了——他們反復調整的方案、請工作人員溝通，面對不確定，在保持耐心的同時也在叩問作品的必要性，這個“拋錨”的時刻，反而促使藝術家重新思考作品的核心，最終誕生了更具在地性的方案。

將“歌單”與“拋錨”結合，突顯了在我們語境中使用“拋錨”時的游戲性和積極一面。與我們今天的現實和時代背景相關聯的藝術通常是將已經存在的事物進行混合，通過重新組合已有的圖像和符號來產生新的話語。符號的意義時常在流動，促使我們重新看待各自的日常。在這種時候，抽象的差別被丟到了十萬八千里外，在具體交流的勘誤中逐漸摸索到了彼此思考方式的區別，進而理解了大家在藝術實踐中的思考方式。

最終，這場展覽從文化交流項目的初衷，進展成為我們共同探索和自我建構的旅程。駐留的藝術家作為“陌生人”的視角，也促使我們重新審視習以為常的社會系統，并在那些微小的誤讀和卡頓中反觀自身。最真誠的交流，往往誕生于這些“拋錨”的瞬間，當我們放下慣有的知識和經驗，彼此依賴，將每周的例會變成一場場“播放列表”的時刻，一種超越工作關系的友誼悄然滋生。這份信賴感讓我們能夠坦誠面對彼此的局限性，并共同推進展覽。一個由兩地策展人和藝術家一起工作的國際交流展，理應呈現一種真誠、去中心化且充滿反思性的態度和面貌。

克拉拉·沙萬、那榮錕

策展人簡介

克拉拉·沙萬是一位常駐瑞士的策展人兼藝術史學者。她擁有洛桑大學藝術史與數字人文學碩士學位，碩士論文（2023年）聚焦于社會學與視覺藝術的交叉領域，對“關系美學”的話語構建進行了批判性研究。她曾與瑞士的多個美術館和獨立藝術空間合作，其中包括Lokal-int（比爾）、La Rada（洛迦諾）、Tunnel Tunnel（洛桑）、阿彭策爾美術館和納沙泰爾藝術中心等。2023年到2025年，她曾擔任Plattform的策展人和評審團成員。目前，她在弗里堡Friart美術館擔任藝術統籌，并共同運營位于蘇黎世歐瑞康區的獨立藝術空間Portland。自2026年起，她將接任日內瓦獨立當代藝術空間Forde的聯合總監一職。

那榮錕，本碩畢業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繪畫系，現任北京中間美術館助理策展人。她的研究和實踐集中在人們日常交往中被忽視和懸置的碎片上。策劃有展覽“終身練習”（2025）、“當怪物說話時”（2024）、“虛時而行”（2024）等，個人項目“留戀是一種高度近視”，編校多本展覽畫冊，寫作和評論發表于《畫刊》《ArtReview》《ARTnews》《澎湃新聞》等刊物和平臺。